很显然，冯契基本是在近代认识论的视域，而不是传统实践哲学的视域中来考察和论述智慧，因此，他的智慧学说归根结底只能是一种认识论，而不是实践哲学。

这样的理论思路实际上就否定了夷夏之间是一种种族差异，势必会解构夷夏之间的坚固壁垒。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

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比如，作为一个古典的思想体系，儒家强调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差别，并断定这是人之常情，是自然正当。⑧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由于军事、文化扩张的结果，一些外服可以被并入内服，所有诸藩都有成为外藩的可能，或者更通俗地说，所有生蕃都可能变成熟蕃。

见氏著《大一统与儒家思想》，4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57)他同样认为：要确定真假，实践检验、证实是重要的，逻辑论证也是重要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

证实就是提供命题与实在相符合的证据。我们只能在与事物的种种关系中认识事物，这就决定我们不可能不附加任何外加成分来认识事物本身，那就像要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我们从冯契自述的学术背景和他后来的学术思想中可以看到，金岳霖的知识论和毛泽东的实践唯物主义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60)不管智慧把握的是现实之流还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把握或认识不是、也不能用命题来表达。

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近代讲知识论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智慧排除在外，忽视了认识主体是整个的人，不论是实证论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这个问题。对于某个部落的人来说可能是神物。

冯契的广义认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力图会通中西哲学的典型个案，看到了中西哲学的要素在一个优秀哲学家身上的冲突和紧张。虽然冯契以思辨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来解释理性的直觉，实际上他依靠的更多是后者，至于关键性的理论思辨如何能产生转识成智的飞跃，他并没有给出太多的说明。(46)试考察一下周围的世界，作为我们的认识对象的事物，有哪一样不是先在实践中和它接触，然后才被我们认识的？(冯契：《怎样认识世界？》，《冯契文集》第九卷，第217-218页)(47)(48)(49)(50)(51)(52)(53)(54)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一卷，第358、305、310、413、418、420、413、419页。(32)而这也正是冯契笔下智慧的任务。

(46)可另一方面，却实际赋予认识以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但直接进行自己的认识论建构并形成比较系统理论体系的只有张东荪、金岳霖和冯契三人。事实上冯契就把元学看作是广义的认识论的一部分，他认为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就拿冯契推崇备至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学说来说，难道它只重分析和抽象，而没有综合吗？其实，冯契这种对知识和智慧的区分，倒是有点类似德国古典哲学家对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前者重分析和抽象，后者是对整体的综合把握。

(11)在冯契那里，智慧也根本不是日常意义上的所谓聪明才智，而是特指哲学智慧：认识天道和培养德性，就是哲学的智慧的目标。而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新托马斯主义、英国新实在论者亚历山大、德国哲学家尼古莱·哈特曼，都是知识形而上学的著名代表，他们都是把认识论问题纳入形而上学中，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处理认识论问题。

秩序就意味着对待，意味着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对待，否则就无所谓秩序。在证明性与天道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冯契和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唯心主义者的熊十力、牟宗三的思路惊人的一致，他们都借助传统心性之学的自证概念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与英语和法语哲学界不同，德语哲学界讲认识论甚至很少用epistemologie，而大多用Erkenntnislehre或Erkenntnistheorie。Knowing that可以没有knowing how。(62)自证得到的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主观的自由意志：理性自明、意志自主和情感自得，三者统一于自我，自我便具有自证其德性的意识，即自由意志。(36)自证就是人因‘以天合天而感到踌躇满志，当下体验到了绝对、永恒(不朽)的东西。③前者为知识论，后者为元学。(2)智慧是自得的，是德性的自由的表现，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和个性的自由表现。

但在冯契看来，一般知识只能认识有条件的、相对的、局部的和有限的东西。⑩虽然冯契把智慧本身看作是属于认识的东西，但他是在将它与知识相对照的语境下来定义智慧的，他心目中的智慧有中国古代圣智、佛家的般若和希腊人爱智之智的意思，它指一种哲理，即有关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认识，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

(27)(28)(29)(30)冯契：《智慧》，《冯契文集》第九卷，第55、57、31、31页。冯契在这方面并没有比金岳霖有更大的进展，而只是秉承金岳霖正觉的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的看法。

(40)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家那里，智慧当然也是一种总体性、根本性的知，但这种知必须体现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它是有智者的实践活动的基本要素和根本条件，是实践之道。这样，他就把作为认识前提的东西——性与天道，作为了认识之对象，而不是认识的条件。

而在冯契那里，这个自证概念显然否定了他坚决捍卫的符合论真理观。⑥这不是金岳霖一个人的问题。这就必然会得出本然不能认识的结论。(66)(71)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一卷，第231、77页。

knowing how不能没有knowing that。冯契说他的智慧学说是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的理论。

动的智慧是一种非知识活动的认识，它以体验得的天道为对象，以领会得的元学观念为内容。然而，冯契的智慧却不是理性，而是理性的直觉。

认识论只是分析认识(确切地说，对自然界认识)的可能、范围、性质和条件(预设和基础)等等问题，与性与天道的问题无关。所谓摹状，是把所与之所呈现，符号化地安排于意念图案中，使此所呈现的得以保存或传达。

(33)这是一个统一的认识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77)《牛顿自然科学著作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9-120页。不是认识，而是行义于天地之间。但是，对于儒家思想家来说，天道体现了天理，这种天理的秩序和法则就是源始的公道和正义，就是最根本的仁与义。

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说此呈现与不对我们主观认识能力呈现的事物本身是一样的。⑧而广义认识论，就是要阐明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认识的辩证法。

既是天道的发用，也是天道的表达。来源: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期 金岳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①这是许多中国现代哲学家共有的看法。

⑩我这里对认识论作广义的理解，不仅把认识论看作是关于知识，而且也是关于智慧的理论。(四)冯契的智慧学说在会通中西哲学上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将性与天道作为智慧把握的对象，将自证作为智慧的证明，他对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诠释也令人印象深刻，这些都说明他的广义认识论力图通过会通中西来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